近期，陆铭等五位学者联名撰写了一文，对下一阶段加强外来人口的生活保障人文关怀提出了五项建议。

随着上海疫情逐步得到控制，实现社会面基本清零，复工复产的前景向好。专家学者建议，进一步加强对外来人口的生活保障和人文关怀。其中，帮助生活困难的外来劳动者解决临时居住场所和物资短缺是值得关注的重点。

外来劳动者是城市运行保障的主力军。在这次上海战疫期间，从物流、安保、保洁消杀到社区物业等各方面，都能看到他们的身影。这些人员往往要面对比较艰苦的临时起居条件，每天工作强度较大，与家人也长期无法团聚。

近期，来自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上海市发展改革研究院的五位学者陆铭、徐功、徐灏龙、郑子扬、李瑞峰联名撰写了《如何对待外来人口，关系城市的未来》一文，对下一阶段加强外来人口的生活保障人文关怀提出了五项建议。

文章指出，一些大城市有大量非本地户籍人口，在有的城市中，外来劳动力占比超过50%。其中，年轻的劳动者总量较大，大量从业者为城市功能运转提供保障的制造业和生活服务业。

由于疫情管控需要，这些人员从业的场所被暂时关闭，一些居无定所的人员因此还会遇到居住困难。比如，曾被报道过“快递小哥睡桥洞”的情况，属地政府紧急想办法，为他们安排经改造的社区文化活动中心作为临时居住点；一些企业主也在政协等机构的协调下，主动开放了条件达标的办公场所，作为快递小哥临时住所。

学者们指出，要设法避免外来劳动者由于居无定所、不在既有的物资保障体系覆盖范围之内，导致生活遇到困难。

陆铭等学者提出的五项建议，首先是加强对生活困难的外来流动人口的物资保障；进一步摸排居无定所或居住在工棚、农业大棚等临时住所中的人员，可通过外来劳动者集中的企业协助进行传达慰问、信息收集、物资发放等工作。

其次是积极协调资源、开辟专门空间，为出现居住困难的流动人口提供暂住地，包括体育馆、未恢复上学的学校、大型商场的停车库等；并排摸尚未充分利用的民政场所，释放社会福利机构的空闲场所，充分利用邻里中心等社区场地；对不愿意集中到公共空间暂住的人员，应及时发放帐篷、被褥等生活物资。

第三是为疫情期间受到冲击特别大的低收入者，特别是从事生活服务业的外来劳动力发放特别补助。学者们建议，行业组织、社会组织和社会公益力量应该行动起来，为这些人员提供专项救助；向社会发布信息，号召全社会形成合力，关爱扶持身边的外来劳动者。

第四是优化复工复产信息传递，及时通过企业向外来劳动者发布复工复产信息，增强他们对复工复产的信心；对奋战在城市运行保障行业中的从业者，应由财政出资与企业合作，强化应对重大公共危机能力的培训，形成一支保障城市正常运转的常备队伍。

最后，学者们在文章中呼吁，在疫情冲击之后，要加快长期稳定就业居住的外来劳动力的落户进程，降低外来劳动力落户门槛。创造让外来劳动者定居城市、融入城市、共享发展成果的条件，改善外来人口在公租房、廉租房和子女教育方面的待遇。在改善城市群租问题的同时，为外来劳动力提供新的、符合规定的、条件可接受的替代性租住房屋。

关于如何总结疫情期间的经验，更好地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提高外来劳动者在大城市中工作生活的福利等问题，第一财经记者采访了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中国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陆铭。

第一财经：这次上海战疫期间，几乎每个人身边都有外来劳动者奋斗的身影。你有什么见闻？

陆铭：从4月1日开始，我住的小区也跟上海所有的小区一样进入封控状态。居民足不出户，小区物业管理、清洁卫生、物资转运等工作一直都在持续，物业团队的工作量非常大，有时要忙到半夜，还要面临物资不足等问题，非常不容易。

我最近比较关注生活服务业，借助线上渠道做了一些调研。这个行业基本上都是外来劳动者，包括家政服务员、快递员等。疫情期间，家政服务员这个群体的收入几乎是零，而且由于多是合租居住，物资发放是按户的，人均分到的物资也很少。很多人身边也没有亲人可以依靠，处在一种孤独无助的状态，只有依靠室友之间相互帮助。希望接下来在发放物资的时候，能够考虑到合租外来群体人均物资短缺的问题，物资发放要跟人口数量适当挂钩。

从上海比较有代表性的家政企业悦管家了解到的情况来看，家政服务群体处在收入为零、要付房租、情绪非常糟糕的状态，急需各种各样的帮助。企业想了很多办法，比如安排一部分员工协助政府有关部门和一些方舱，做场所消杀和方舱运营管理等工作。

疫情期间，这些劳动者仍然是冒着各种各样的风险和生活的不便在提供服务。但是绝大多数这个行业的人员连这样的工作机会都没有，就算是有招工的机会，按照目前的管控状态也出不了小区，结果就导致无工可做，收入为零。

第一财经：关于发放特别补助，有人认为给外来劳动者发钱比发消费券更好。你怎么看补助的方式？

陆铭：补助和现金发放在本质上没有太大的区别，关键看目标是什么。如果是为了补偿，当然发现金最好；发消费券则带有刺激消费的作用。现在疫情对上海本地的经济冲击非常大，发消费券有一种定向在上海使用的作用。所以，要看我们的目标以哪一个维度为重。

消费券可以用来买东西，也可以用来消费服务。在消费服务这一块，就可以间接地惠及受疫情冲击比较大、收入水平比较低的服务业劳动者群体。

第一财经：疫情期间为外来劳动者提供临时居住地点，这次看来是一个突出的问题。你和同伴在文章中提出摸排空闲场所、释放共享空间等。这种临时统筹机制是否应该日常化？

陆铭：常态化的情况和应急的情况应该区别来看。

常态化状态下，政策的走向应该是更多把政府提供的廉租房、公租房惠及外来人口，体现国家倡导的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政策方向。传统上，我们比较忽视保障城市功能运转、为居民提供生活便利的从业者们，实际上他们是这个城市正常运转、居民正常生活不可缺少的一保障，为城市做了巨大的贡献。

但是由于这些行业的特点，从业人员的收入并不是很高。这部分群体需要被逐渐纳入到公租房、廉租房的覆盖范围。公租房、廉租房的供给可能有限，那么对一些群体可以采取住房券的方式来提供相应的补助，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让一些低收入者的生活质量可以得到改善。

在应急情况下是另外一种状态。这次疫情导致很多人突然失去日常居所，我们必须要看到外来群体的真实需求，这些劳动者很多并不是住在租来的房子里，有的住在小店里，有的住在工厂里，甚至工棚、农业大棚、工地上的简易住所。装修工住在业主正在进行装修的房子里。

这次疫情期间，很多这些场所都被封控，包括很多沿街的小店也封了，导致一部分人突然没地方住了。还有一些流动人口，比如刚到上海找工作的，可能住在酒店里，或者露宿街头，找到工作就有住所了，找不到就准备回去了，封城之后就没有地方住了。住家的家政服务员，被封在某一个雇主的家里，雇主如果出现阳性被转运，家政服务员不能继续住下去，也可能失去住所。诸如此类，有很多非常复杂的情况。

城市应急体系里面应该有这样一种日常的准备，在发生疫情、自然灾害或其他应急状态的时候，有一些比较大的公共空间可以拿出来安排临时居住。比如体育场馆、演艺设施、大型商业中心的多层地下车库、大型城市公园和街心公园等可利用的空间，在平常摸底掌握情况、采取相应技术改造、满足疫情防控要求的前提下，及时提供帐篷、被褥等物资，可以容纳大量的人临时居住。包括社区里的市民活动中心、小区内的公共用房、沿街的连锁店铺和超市等门面房，也应该纳入到社区级的应急预案里面去。

紧急情况下提供住所的方案要在常态情况下有准备，避免措手不及导致一些人道主义的问题。这次上海疫情发生在三四月间，天气没有那么冷，如果发生在冬天就要特别小心。

一段时间以来，受疫情冲击所形成的一些大城市外来人口应急居住准备不足的状况，应该引起所有城市的重视。尤其是外来人口比较多的大城市，要在建设城市应急体系的时候充分考虑到外来人口收入较低、居住不稳定的特殊性，把提供临时居住场所的相应措施纳入到应急预案中。